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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8部分（第2页）

两位国学名师的依依惜别一时传为佳话。

毕业于清华的季老乃国学泰斗，梵文和巴利文大师。其厚德博识早已名闻天下，无不敬仰。关于季老，北大流传这样一个故事：金秋开学，燕园一新生偶见一位穿中山装的守门人模样的老头，就请他帮看行李，自己去报到。学生回来后称谢，看门老头离开。3天后的开学典礼上，台上坐着这位副校长、大名鼎鼎的季羡林教授，就是那天帮北大新生看行李的

‘看门老头’。其平易温和如此。

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名师张老曾在其《北大忆旧》忆及旁听生趣事：

“北京大学课堂的惯例：来者不拒，去者不追。且说我刚入学的时候，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。同坐一堂，摩肩碰肘，却很少交谈，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。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都自以为有一套，因而目中无人。但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大方便，因为都漠不相关，所以非本班的人进来入座，就不会有人看，更不会有人盘查。

常有这样的情况，一个学期，上课常常在一起，比如说十几个人，其中哪些是选课的，哪些是旁听的，不知道；哪些是本校的，哪些不是，也不知道。这模模糊糊，有时必须水落石出，就会近于笑谈。比如刘半农先生开“古声律学”的课，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，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。”

都说北大怪人狂人多，互相不服气，确是如此。北大汪丁丁就曾在课堂上被学生当众教训讲错了，汪于是请学生来讲，自己坐在前排规矩地听。北大一名王姓教授也在课堂坦言：点名是破坏形象的事……真乃来者不拒，去者不追。今天的北大清华等名校名师的课，旁听者众。雀巢鸠占，本校学生倒也无奈，只好高呼几句打倒旁听者了事。

北大才女张曼菱曾撰文忆及与诸名师交往趣事：她与季老十数年如一日的友谊；给钱老写信谈《管锥编》心得竟然收到钱老亲笔回信；朱光潜教授如何在未名湖畔告诉她‘朱的书没什么，要看西方原著，才不浪费时间’；李泽厚教授如何在书房与其大谈‘中国古代妓女对文化之贡献’；她如何让在北大讲座的曹禺勃然大怒血压升高，只因她递一纸条，上书‘您认为是您的王昭君活的长，还是汉宫秋里的昭君会千古？’

短短数笔，名师个性身形风格跃然纸上。

混迹于北师大期间，曾听过书画大师、著名文物鉴赏家、国学名师启功先生的讲座。

“我的祖先活动在东北，是满族，属少数民族，历史上通称‘胡人’，所以在下所讲，全是不折不扣的‘胡说’……甫一出口即谦逊之至。

启老住在北师大红楼，当老人托病不会客时，就在门外贴上‘大熊猫病了’。启老的学生总爱称他为“博导”，启老便言：“我是‘拨倒’，一拨就倒，一驳就倒。”他被任命为国家文史馆馆长，别人告诉他这是“部级”，他则打趣地说：“不急，我不急！”得心脏病入院调侃：我的心坏了坏了的！书画店巧遇仿冒者，启老劝：“你要真是为生计所迫，仿就仿吧，可千万别写反动标语啊。面对仿冒赝品的启老微微一笑：“比我写得好。”

“中学生，副教授。博不精，专不透。名虽扬，实不够。高不成，低不就。瘫趋左，派曾右。面微圆，皮欠厚。妻已亡，并无后。丧犹新，病照旧。六十六，非不寿。八宝山，渐相凑。计平生，谥曰陋。身与名，一齐臭。”1978年启老所做《自撰墓志铭》，其幽默仁达谦虚，让人肃然起敬。

近日读围城，读到“这些学生一方面盲目的可怜，一方面眼光准确的可怕。他们的赞美，未必尽然，有时竟上人家的当；但他们的毁骂却至公至确，等于世界未日的审判，毫无上诉的余地”，不由击节而笑。这种入木三分字字珠玑的表达是典型的钱氏风格。

钱钟书，无锡人，宇默存，号槐聚，笔名中书君，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，后留学牛津。归国后先后执教西南联大等高校。其深厚中西文造诣被海内外誉为‘文化昆仑’和‘一代博学鸿儒’。著作有《谈艺录》《管锥编》《围城》和《宋诗选注》等，无不让人叹为观止疑有神助。

有外国记者如是说，“来到中国，有两个愿望。一是看看万里长城，二是见见钱钟书”。

狂：钱老的狂，狂在才气，狂得汪洋恣肆，颇类古代庄生。他的堂弟曾说过，钱钟书少年时就狂得惊人，从小就不愿说赞扬别人的话，倒批评、挖苦、调侃过不少人，说话既刻薄，又俏皮，这脾气一直未改。这些被他批评的人中有的是他的同学友人，有的还是他的师长、前辈，像朱自清、周作人、冯友兰、赵万里、吴宓，甚至还包括他的父亲钱基博在内。

上大学时他就敢挑剔博学的父亲的学问，断定父亲的学问“还不完备”。大学快毕业时，清华挽留他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，他曾说：“整个清华，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！”其狂如此！　他架子相当大，不愿拜访别人，更不拜访名人，他曾引杜于皇的话说：“即使司马迁、韩愈住隔壁，也怨不奉访！”无怪乎当年他父亲写信命他拜访章士创，他也懒得理会，无动于衷，后来看到章氏《柳文指要》，他还为当年没有遵父命而感到庆幸呢！

先生的自我评价是：“人谓我狂，不知我之实狷。”狷者，性情正直也。

谦：钱老的《谈艺录》、《管锥编》、《围城》，煌煌巨著，可谓尽善尽美了，但他并不满意，并不引以自豪自傲。他说他对《谈艺录》“壮悔滋深”，对《围城》“不很满意”，对《宋诗选注》”实在很不满意，想付之一炬”。因此他对这些既成著作不厌其烦地修正、补订，自谦为“文改公”。

真：对于《钱钟书研究》、《钱学年鉴》，他道：“吹捧多于研究”，“拾到篮里便是菜”，“由于吹捧，人物可成厌物”；有人用钱策动他接受采访：“我都姓了一辈子钱，难道还迷信钱吗？”一洋记者慕名想见他，他回话：“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还不错，又何必要去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？”他80寿辰时，有单位要为他祝寿，还有人准备为他父亲开纪念会，他说：“何苦来呢！找些不三不四的闲人，说些不痛不痒的废话，花些不明不白的冤钱。”对于自己的丧事，他在遗嘱中写道：“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，不举行任何仪式，恳辞花篮花圈，不留骨灰。”……

钱老的学生许渊冲回忆到：钱先生讲课只讲英语，不说汉语；他用一口牛津英语，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‘语不惊人死不休’。他上课时常常讲很多警句。总而言之，他让人觉得他什么都知道，有些高不可攀。……钱先生注重“真”，不行就不行，即使对自己的得意门生也毫不客气。……1983年我去钱先生家，问他能否把我调到社科院。钱先生说：　我在社科院不管事；况且，你到这儿来，肯定有人不愿意。你一来，对他们是个威胁，他们会“退避三舍”。你的“价值”比他们高，但“价格”没有他们高。

如今之中国高校，如上者有实才受拥戴之名师几何？

一位颇有见地的某名校文科状元，喜欢追逐名师，北京名校名师的课听过不少，让我们听听他的看法：

“我有个很要好的外国朋友经常说，中国的大学老师和他们的大学老师很不同。外国的老师衬衫牛仔裤，上课非常随意，经常坐在课堂上把大家围扰在一起讲课，学生常常跟老师提出不同意见，有的还把老师的故事编成喜剧在学校里公演。有时候老师不讲课，让同学自己讲，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。他们是轻松活泼自由民主，我们是呆板填充和机械式的，所以国内很多高校同学上课不积极，总想着办法逃课去玩，或在寝室睡大觉。我有很多同学大学四年里逃掉了60％以上的课，这样的人据我所知还不在少数。

说到这儿，还想谈谈学校里专业课开设的问题。现在的很多大学里不少专业都属于旧时代的过气产物，这些专业非常冷门也缺乏实用性，很多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找不到合适的工作—因为这些假大空的专业用不上呀！想想苦学了四年甚至七八年，却因为专业的原因东漂西晃，多郁闷呀。可是这也没办法，学校开设这门课总有人要读吧。我就听吉大计算机系的同学说过，他们有某门课早就是没有价值的废课了，但这个院的副院长只会教这门课，如果取消那门课那副院长不就丢了饭碗吗？那哪儿成呀！

除了专业设置不科学，落后时代以外，也有些老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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